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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记者

  元代的翁郎夫提出,“文似看山不喜平”,新闻写作也是一样:老是一个味,就会觉得没味;老是用一种写作模式,就可能渐渐失去读者。新闻语言的基本特征在于准确、清晰、生动。①在我们常见的新闻作品中,准确、清晰是做到了,而“生动”则比较少见。普利策奖评委会于1978年春天起增设特稿写作奖,其用意也正是要对非虚构或短故事式的流派给予认可,而评奖条件是:“一篇杰出的特稿首先要关注的应该是高度的文学性和创造性。”②

  近来,在网络上阅读了中文版《华尔街日报》的几篇专栏文章,顿时有久未谋面的亲切感,新风扑面的清新感。

  《华尔街日报》的主要读者对象是商业管理人士,但报上也刊登大量迎合大众兴趣的新闻,它在头版开设的特色专栏叫作“非常之道”,在中文网络版上也能读到。读今年6月、7月以来的这个栏目,发现其中有不少可读性较强的文章,确实有如网络版栏目介绍的评价:“讲述商界奇闻轶事,文笔诙谐幽默”。

  《华尔街日报》在非事件性新闻的写作上,有自己相对固定的套路:一般是从一个社会现象入手,然后以一个主人公的具体故事讲述这一现象的种种表现,再把这个人放到社会背景中,进一步揭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或其中的“门道”,最后,文章巧妙地“迂回”到主人公身上,交代此人与新闻主题的深层关系,以这个人的观点或抉择煞尾。这种以讲故事的方法开头的写法颇有悬念,常能“勾”起读者的好奇心;写景的手法只要写得美,同样引人入胜。

  去年冬天就有消息说,春天会给白鱼山脉(the White fish Range)附近的地方带来滚滚财源。这个消息把全国各地的探索者引到了美国蒙大拿州北部的厄马(Hungry Horse)。到了5月份,在城外茫茫荒野上,一夜之间兴起了一座帐篷都市。

  这些探索者到这里来是为了采摘羊肚菌——一种极受餐馆和美食家欢迎的蘑菇。大批采蘑菇的人之所以聚集到这里,是因为去年夏天厄马周围的山火毁了24万多英亩的山林。而采蘑菇的人都知道,前一年的森林大火意味着下一年蘑菇的丰收。

  文章以两段不太长的篇幅介绍了采摘羊肚菌能带来滚滚财源成了山林大火“引信”。说实话,山林大火只要不烧自己身边来,城市里的人一般很少会去关心这类消息,但是,大火居然和自己的餐桌扯上了关系,而且和某些人“发财”有关,人们自然有兴趣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不知不觉中,5个W里面,何时、何地、为何这3个W已经初露端倪了。

  接下来,文章以采摘野生蘑菇十分在行的哈森·瓦尔为主线,全方位介绍了他边采摘边收购、从早到晚全家齐上阵、与其他同行为争抢地盘及保护自己劳动所得而发生的各类冲突、以及由非法采摘蘑菇而引发的人口激增等场景。

  第三部分,文章以简简单单一句话——“然而,今年的好收成却意味着羊肚菌采摘者不能像过去那样高价出售蘑菇。”———把话题转向野生蘑菇经济,将采摘人到批发商、经销商、餐馆厨师的喜好及最后售价等一一列出。美味佳肴的背后,原来有如此曲折艰辛的一幕幕,山林大火就是这样和这么多人的生计联系在一起!阅读至此,读者从微观看到了宏观,开拓了视野,增长了见识。

  尽管价格低了,但瓦尔并不就此放弃。为了继续过采蘑菇的自由生活,他情愿冒收入不稳定的风险,“没有人可以控制我,”他说,“没有人是我的老板。”

  两句话就反映了瓦尔(或者是他的“圈内人”)的观点,突出了他鲜明的个性,也升华了报道的主题—山林大火,究竟对谁有好处?这种结尾颇有美国电影的痕迹:主人公摆出一个习惯动作或者甩出一句俏皮话之后,结束曲随即奏起,留下观众愣在那里慢慢品味。

  长期以来,读者一看到以“改革开放以来……”“近几年来……”开头的新闻报道,阅读的兴趣就减了大半:这么高的起点,怎么会有生动的故事、好看的细节?斯大林说过一句十分震撼的话:“一千万人死亡只是一个统计数字;一个人怎样死去却可以写成悲剧。”空话、大话跟“一千万人死亡”差不多,假如忽略了“一个人怎样死去”,那么,特稿本身就失去了吸引力,甚至它的真实性也会受到质疑。

  《华尔街日报》的写法其实与电视纪实频道的节目有相近之处。如今,纪录片、访谈类节目总能吸引不少受众的关注,原因是它们都是讲故事的,讲真人真事的。

  比如,最近在纪实频道看到一个讲述早衰症儿童现状的专题节目,它是从一个四五岁白人女孩的经历谈起的。故事从这个女孩被发现早期症状开始,接着,镜头跟着她,向观众展示她的家庭、她父母的忧虑、主治医生的治疗措施及其对患者未来状况的预测。节目的另一个主要部分围绕着她跟随父亲参加一个公益性聚会展开,在那里,同样患有此病但病史长短不一的“患友”一同游戏、一同交流,共享难得的欢乐时光。故事叙述就此由点到面,从一个不幸的女孩折射到这个不幸的人群。

  正因为这些都是真人真事,受众就很自然地会联想到:这样的故事经常在很多地方发生,也很有可能就在自己身边发生、发展,他们不仅会对类似现象有更深层更全面的了解,满足了好奇心,增添了谈资,而且会使他们从此理解和关心这些人。

  大多数人在一种情况下,只能担当一种或很少的几种角色,要了解他人的甜酸苦辣,就得更多地借助新闻媒体。“华尔街日报体”迎合了读者的这种心理需求,从关心凡人琐事入手,引导读者关心周围的人、关心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其实这就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这种做法比空洞单调的说教生动得多、也有效得多。

  7月以来,“非常之道”栏目发表的几篇文章可读性都不错,如《山林大火,祸兮,福兮?》《旧书里面故事多》《伊拉克新娘:安全比婚纱更重要》《汽车易买牌照难得》等等。这些文章选题范围很广,不单单是“商界奇闻轶事”,而且把国内、国际、经济、文化……内容广泛,尽收其中。文章或者能从人们熟视无睹的社会现象中挖掘出一定的意趣,或者从事物表面探及现象背后的社会根源,把严肃甚至枯燥的话题说得引人入胜。

  《旧书里面故事多》④就以曼哈顿区百老汇上一家名为Strand的旧书店常常遇到的趣闻为主线,提醒人们:“人们扔掉越多旧书,就有越多的秘密暴露在陌生人眼前。”文章是这样开头的:“书籍,是个人秘密、有价值的玩艺儿或尴尬经历的藏身之所。可如果你忘了曾把这些东在书里,把书卖给了旧书商,那它们就不再是私人秘密了。”

  美国同行认为,“新闻”一词没有统一的定义,新闻媒体的任务就是告知、教育、革新、娱乐、刺激或这些东西的总和;而有新闻价值的东西包括:官员的活动及庆典、政府的任何行动、新的或奇异之事(例如犯罪及灾害)、使人愉快或吃惊的新发现(如性和丑闻)以及新的社会倾向。⑤

  像旧书里的故事这类人们熟视无睹的现象,往往会被斥为“没有新闻性”而不屑一顾。但是,这种平常人、身边事中恰恰暗藏“宝物”,经过深入细致的采访和分析后,看出门道,也能给人以新知。

  真是不看不知道,粗心大意的人会把五花八门的东西夹进书里:什么刑事犯罪登记表、头、钥匙、照片、信件、内情报告、圣诞餐吃剩的食物、出生证、钞票、个人笔记……应有尽有。旧书店的一个年轻职员亚当·戴维斯对此兴趣浓厚,以至于产生一个念头:他想根据书中留下的线索推测旧书原主人的秘密,写一本小说。好奇是人的天性,旧书里的一个个发现要么令人惊喜、要么叫人惊怵。尽管这篇特稿有3000多字,但读者的胃口始终被牢牢地“吊”着,不忍放手——很多人都有可能随意地做出类似的举动,可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想到若干年后,平凡的举动可能带来的后果。

  特稿的结尾既出人意料又颇为诙谐,“博布罗斯基估计这些信和照片会很值钱。他说也许将来会送给某研究机构。但在此之前——为了保险起见——他把它们塞进一本旧书里。”——这个习惯动作说不定又为一个将来的发现埋下伏笔。前后照应,结构完整。

  伊拉克战争使美英等国骑虎难下,而《华尔街日报》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在7月5日“非常之道”专栏发表《伊拉克新娘:安全比婚纱更重要》,围绕伊拉克一对普通新婚夫妇对婚礼安全的极度担忧来反映当地人的生存状态。

  这篇报道并没有故作深沉地大量铺陈,也没有作“义正词严、声嘶力竭”状,而是平心静气地描写一对普通新人婚礼的全过程,从而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写作切入点小,但收到了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效果。

  无论何时何地、无论拥有什么文化背景,婚礼总是人生大事,马虎不得。然而,吉亚和拉娜的婚礼却是在担忧、低调和躲闪中度过的。这篇报道全文运用了对比的手法,收到震撼人心的效果。文章从玛丽·罗斯对两个儿子婚礼的截然相反的感觉入手,以伊拉克人喜欢热闹、爱炫耀的个性和受战争影响他们不得不慌里慌张、小心翼翼举办婚礼作对比,文中玛丽·罗斯的话说出了眼下伊拉克大众渴望和平的普遍心理——“我们不需要电,不需要食物,我们只想要回正常的生活。我只想安心地参加儿子的婚礼,不用担心路上有人死去。而报道的结尾也是以对比手法处理:新婚夫妇回到家开始本应甜蜜愉快的洞房之夜,但“美国人的直升机在附近盘旋,远处还隐约传来机关枪的响声。”

  按常理来说,政府总是希望“国丑”不要外扬,但媒体似乎总是热衷于担当“政府的监督者”,并且把“公众的知情权”放在核心的位置。二百多年来,美国的新闻出版业始终保持两个基本特点:一是独立于政府,二是它的生存依赖于公众的接受程度。⑥公众有权了解、有兴趣了解的事情,媒体就乐意去做这方面的报道。一位在美国从事新闻工作多年的华裔学者指出,媒体也有受蒙蔽的时候,一旦媒体意识到这点,它们会“将功补过”,通过澄清事实,加倍地揭露、以使读者满意。⑦这篇报道并不因为自己是美国媒体而作掩饰,而是实事求是地说“……几乎每个婚礼都被笼罩在安全受威胁的阴影之下,而大多数的伊拉克人都带着这个噩梦过日子。这些日子以来,伊拉克人的生命受到各种可能的威胁:美国人的军事行动、恐怖袭击、针对普通老百姓的强盗和绑架者。”

  这篇报道并没有直接揭示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因为读者不是傻瓜,讲清事实后媒体的任务已经完成,真切的事实、确切的用词、不偏不倚的立场和恰如其分的描写会帮助读者自己得出结论。

  我们常常在不同场合作出不同的选择,例如,在上班或出席正式场合时,我们会穿正装;周末或外出度假时,又会打扮得休闲一些。“新华体”和“华尔街日报体”的关系与此有些类似,前者更多地强调“新”、快”、“短”,多用在一事一报,满足受众对“发生了什么”的探究;后者则偏重于相对深度的现象分析,满足受众对“怎么会发生”以及“会产生什么后果”的探究,对新闻时效却没有苛刻的要求。

  现在,人们的生活节奏快,吃饭有了快餐,看电视剧、电影,在网上浏览FLASH,也有不少人选择轻松搞笑、甚至荒诞的内容,动漫真人秀等虚幻世界的衍生品也受到青年人的追捧。这种“快餐文化”的出现可能是一种自我调节、缓解压力的需要。

  从经济理论角度来说,分工的细化推动社会进步。新闻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新闻及文学作品的加工者,他们有专长也有义务将精加工的新闻产品奉献给读者,通过深入的思考、专深的分析、优美的文字将新近发生的事实、有普遍意义的现象展现给读者,替他们思考、替他们呈上专家水平的分析和文学家般的笔法,以节省读者的时间、精力和脑力。快餐姓“快”,但不姓“粗”,恰恰相反,正是有了精细、规范化的前期加工之后,人们才能享受到快捷和方便。有人提出,新闻作品的文学性是以新闻性为前提的,⑧因此,“文学性新闻报道”值得提倡。同是喝茶,袋泡茶和功夫茶在口感、韵味、气氛和精神享受程度等方面带给人的效果大不一样。新闻自然也可以精雕细作,力求出精品。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程度比我们高,他们吃汉堡、喝可乐的历史比我们长。但是,为了强调新闻报道应当质朴的要求,西方有“像避开瘟疫那样避开陈词滥调”的观点。《华尔街日报》娓娓道来的普通人的故事每每能拨动读者的心弦,常盛不衰,其中奥妙值得我们思考。忙忙碌碌之余,人们心灵渴望喝上“鸡汤”,读一篇美文,顺便了解一点时事,弥补一点知识的缺角,不能不说是桩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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