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制规权”的概念建构与法理阐释

来源: 未知 作者:admin 编辑:admin 2020-03-22 23:29

  “行政制规权”概念和理论体系的搭建,一方面,有助于理顺法律与行政规则的关系,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规则”制度体系提供基础;另一方面,为行政机关合法行使“行政制规权”提供指导,为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进行合法性审查提供分析框架。第一,基于固有能权制定的“行政规则”,无须法律授权和依据,但没有法律效力,仅有行政拘束力或者说服力。此类规则的制定应当遵守特定的程序,而且受到司法审查。基于固有权能而制定的规则,不得创设权力(利)义务,仅限于解释性和内部程序性规则。第二,基于法律授权而制定的“行政规则”,属于立法性规则,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当遵守立法性规则的程序。立法性规则对于司法机关没有拘束力,只有说服力,法院应当尊重但不必作为审判的依据。基于法律授权而制定的规则,可以对法律进行细化、补充和适当的创新。第三,基于行政机关的宪制使命而制定的规则,即“行政规则”对于宪法的解释和发展,并不当然无效,其合法性和有效性在于是否彰显和发展了宪法价值,但要受到立法、司法机关的严格审查。对于行政机关而言,“行政制规权”的行使虽然具有裁量性,但也应当遵循一定的原则。行政机关应当坚持法律解释优先,基于法律授权方可制定立法性规则,只有在特殊时刻才可以解释和发展宪法。

  ①我国宪法和各种管理法遵循“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将特定权限授予各级政府或者行政主管部门,使各级政府或主管部门成为职权主体和法律的执行者,但这些机构只有极少数具有法定的规则制定权。

  ②法规命令是指行政机关发布的法律规范。行政规则是指上级行政机关向下级行政机关、领导对下属行政工作人员发布的一般而抽象的命令。

  ③参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91页;[日]盐野宏:《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

  ⑦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62-165页。

  (13)张千帆教授认为,中国的抽象行政行为未必在严格意义上和美国相对应,但是美国行政程序法的“规章”(regulation)和“规则”(rule)大致对应着中国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参见张千帆:《美国简易立法程序的司法控制》,《行政法学研究》2006年第4期。

  (20)在我国,“行政立法”之外的行政规则尚没有统一的概念,主要有“行政规则”“行政规范性文件”“行政规定”几种概念。

  (25)参见胡斌:《私人规制的行政法治逻辑:理念与路径》,《法制与社会发展》2017年第1期。

  (29)参见[德]卡尔·施密特:《合法性与正当性》,冯克利、李秋零、朱雁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59页。

  (32)参见[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4页。

  (34)[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9页。

  (37)参见陈敏:《行政法总论》(第五版),新学林出版有限公司(台北)2007年版,第153页、第175页。

  (42)参见陈慈阳:《论规范具体化之行政规则在环境法中的外部效力》,《法学杂志》1999年第5期。

  (43)参见栾志红:《论环境标准在行政诉讼中的效力——以德国法上的规范具体化行政规则为例》,《河北法学》2007年第3期。

  (44)参见[美]杰里·L.马肖:《创设行政宪制:被遗忘的美国行政法百年史(1787-1887)》,宋华琳、张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页。

  (57)该说认为,法律是行政规则的权威和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参见[美]科尼利厄斯·M.克温:《规则制定:政府部门如何制定法规与政策》(第3版),刘璟、张辉、丁洁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页。

  (92)参见沈岿:《解析行政规则对司法的约束——以行政诉讼为论域》,《中外法学》2006年第2期。

  (93)参见陈剩勇:《官僚制、政府自利性与权力制衡——对行政权与立法权配置失衡问题的思考》,《学术界》2014年第4期。

  (96)参见[美]约翰·N.卓贝克:《规范与法律》,杨晓楠、涂永前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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