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斌访谈录_正义网

来源: 未知 作者:admin 编辑:admin 2020-05-12 05:05

  :为纪念创刊20周年,检察日报社所属正义网策划“法治足迹——《检察日报》20周年系列访谈”。2011年6月17日下午3点,正义网邀请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法制新闻研究中心主任刘斌教授做客,与广大网友分享他与《检察日报》的故事及他近年来关注的法治热点。[图文直播][嘉宾简介]

  “《检察日报》应当将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强化公民的法治意识、提高公民的法治素质作为重心,要使案件报道‘文化’。”

  刘斌表示可能受职业的影响,自己比较关注《检察日报》的第三、五、六版,三版“观点”发表过不少从新闻的角度看待法治问题的文章,有一定的理论深度,读起来比较畅快。最喜欢的还是五版的法治评论,刘斌认为从总体来讲,《检察日报》的法治评论应当是各大主流平面媒体、尤其是在法制类的几家大报中做的最好的。王松苗副总编关于法治现象的评论写得很好,不仅文笔好,而且写评论有理念、有思想。对“绿海”副刊也比较喜欢,“绿海”办了很长时间,办出了特色,该版的文章短小精悍、耐人寻味。此外,明镜周刊好像有个栏目叫“声若蚊蝇”,检察日报社的郑海啸作为专栏作者,写了许多短文,一事一议,有感而发,已经坚持了数年,很不容易。

  法治报道作为专业新闻报道,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蓬勃兴起、迅猛发展的。1979年8月《与法制》杂志率先在上海创刊,1980年8月,中国第一张以法制命名、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全国性法制报--《中国法制报》(《法制日报》的前身)在北京正式创刊,这标志着法治新闻媒体以一个独立方面军的姿态出现。到现在,法治新闻媒体已有30多年的历程,从年龄上看,法治新闻媒体和法治报道处于正当年,所以,中国目前的法治报道正是精力充沛、气血旺盛的时期。除法治新闻专业报刊外,全国综合性报刊,以及广播电台、电视台、网站纷纷增设了以刊载法治新闻报道为主的专版或专栏,每天都有海量的法治报道稿件发表,所报道的内容不仅仅涉及政法系统,而是涉及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各个地区,可以说大到国家层面、小到家庭个人,都有法治新闻报道。但就总体上来看,法治报道的数量极大,但是精品较少。《检察日报》在诸多的法治媒体中是一枝奇葩,一体两翼的战略布局,立足检察战线、放眼各行各业的报道内容,讲故事、说新闻的写作理念,形成了《检察日报》鲜明的风格。刘斌说。

  刘斌说自己非常关注《检察日报》的刑事案件报道,原因不仅是有许多朋友在检察日报社工作,是案件报道的作者,而且还有一个便利的因素,就是连续五年了自己在家每天都能看到《检察日报》。并建议在刑事案件报道方面,《检察日报》应当将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强化公民的法治意识、提高公民的法治素质作为重心,不要停留在就案件报道案件,要挖掘案件背后的东西,要使案件报道有“文化”。

  “传媒介入司法,应当把握四条原则:一是传媒介入司法应以促进司法公正为目的;二是传媒介入司法应当遵守现行的法律法规;三是传媒介入司法应当坚持真实性、严肃性、准确性、公正性;四是传媒介入司法应当是善意的和建设性的。”

  情、理、法的冲突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我最近正在集中精力研究这个问题。我认为,所谓的“情”可以理解为人之常情,即人类的正当情感与诉求,这种情感与诉求的特点是人们普遍具有、社会群体一致认同。这种情感与诉求在一定社会环境中逐渐形们共同的伦理道德观念和公序良俗,进而上升为社会群体生活和行为无形的准则、道理和规范,这就是公理。公理是一种基于人的基本属性和社会伦理道德而评判衡量是与非、善与恶的标尺,具有规律、道理与准则的属性。我们经常说某某人讲理或不讲理,这个理就是公理。公理基于人之常情,扩而充之即天理,它是人与社会应当共同遵循的一些规律和自然法则,虽然没有统一的标准、没有明文的规定,但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当着一个人作恶多端时,我们会说天理难容;当着社会上发生不公平现象时,我们会说天理何在;当着正义得到伸张时,我们又会说天理昭昭。天理弥漫于冥冥之中,存在于人人之心。法律出于公理和天理,国家将内含着善良、公平、正义、秩序和自然法则的公理和天理外化为人们的行为准则,这就是法律。我们通常所讲的法不容情的“情”指的是私情,而我们通常所讲的法要容“情”是指法要容世情民情。法与世情民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统一的,法容世情民情的含义在于法律应当是民情的体现,只有当法律体现了民情时,我们才认为法律是正当的、公正的;另一方面,法律之所以神圣、法律之所以具有尊严,就在于它是民情的体现,法律规则的构建必须基于民情的认同之上。法顺民情,法便可行,且具有亲和力;循理定法,法便可信,且具有权威性。正如意大利启蒙主义思想家贝卡利亚所言:“一切违背人的自然感情的法律的命运,就同一座直接横断河流的堤坝一样,或者被立即冲垮和淹没,或者被自己造成的漩涡所侵蚀,并逐渐地溃灭。”理清了情、理、法的关系,当着三者发生冲突的时候,新闻报道就不至于机械地执拗于一切以法为准了。

  传媒与司法的关系可分为表层、中层和深层三层关系:表层关系首先表现为新闻媒体与司法机关的关系,表现为新闻采编人员与司法人员的关系;媒体报道的核心在于新闻要自由,因而媒体具有开放的特征;司法机关的特性在于司法要独立,因而具有封闭的特性。司法独立与新闻自由体现着一个社会与法治两种等量价值。因此,传媒与司法的关系在中间层次上表现为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的关系。就一般情况而言,媒体代表的是大众的权利,而司法机关行使的是国家权力。因此,传媒与司法的深层关系是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是大众私权利与国家公权力的关系,亦即公民的知情、批评建议等权利与国家的司法权力的关系。传媒与司法关系的实质是权利与权力的关系。

  在传媒如何介入司法的问题上,我建议应当把握如下四条原则:一是传媒介入司法应以促进司法公正为目的;二是传媒介入司法应当遵守现行的法律法规;三是传媒介入司法应当坚持真实性、严肃性、准确性、公正性“四性”原则;四是传媒介入司法应当是善意的和建设性的。总的要求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这就是传媒要到位而不越位。

  “法官有强制性的法律作保障,在审判案件中尚且有错案冤案发生,记者在无硬性保障的情况下怎么可能保证100%无出入呢?”

  刘斌认为,记者行业生态状况不佳,究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国家对调查记者的制度保障不力。调查记者采访难,采访中挨打受气的现象经常发生;调查记者发稿难,写好的稿件往往因为种种干扰发不出去;调查记者还经常因为所报道的新闻事实略有出入而被告上法庭。法官有强制性的法律作保障,在审判案件中尚且有错案冤案发生,记者在无硬性保障的情况下怎么可能保证100%无出入呢?更何况发稿还要受时效的制约。

  我理想中的法治报道记者应当具备如下六个方面的素质:一是高度的新闻敏感,二是广博的知识领域,三是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四是执著勇敢的精神,五是娴熟的业务能力,六是高尚的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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